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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人類的一場悲劇

2015年09月23日 未分类 暂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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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南京開始下起了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氣溫也一下降到了零下7度。我坐在裝有空調的辦公室裡有些百無聊賴,看著窗外的雪,思緒亦像飄舞的雪花隨風去到了一切能去的所在。我想起了幾天前小弟的電話,想起了45年前的那場雪,也想起了我已經逝去了11年的父親,往事就像這個綿長的冬季越拉越長……

記得我兒時所在的村莊北面一大片竹園的邊上有一個“社場”,這裡是村裡的糧食倉庫,莊稼收割時是脫粒、揚曬穀粒的場地,平時又是村民集會的場所。一般到了冬季,莊稼地裡已經沒有多少活計,這裡也就顯得冷清了些。但自從“破四舊、立四新”開始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這裡成了造反司令部的所在地之後,就再也沒有清靜過。

1966年的冬天似乎特別寒冷,雪也比以往任何時候來得早了點。

父親就是那一年的冬天,而且正是下著雪的那一天被定為“走資派”的。那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看到在剛剛落成的專門用來張貼大字報的專欄裡,父親的名字被打成了紅色的叉叉。回到家看到母親陰鬱的臉,便想起了雪地裡的那一片腥紅,我雖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還是不敢問。從此,遊街、批鬥,就成了父親的“家常便飯”了。

那個名曰“衛東造反司令部”的“司令”與我同村,在附近村埭是出了名的不安分守己的人,專幹些倒賣倒賣的營生。現在把這種行為叫做“行銷”,那時候就叫做“投機倒把”,而且政府是把這類人統統劃入“外流人員”之列的,即為不幹農活,在外面四處闖蕩的人,是屬於政府“管制”的物件。“文革”初始,他突然回鄉成立了造反司令部,並自封“司令”,幹起了“造反”、“奪權”的事,一時橫行鄉里,成了附近人人皆知的“紅色司令”,父親也就成了他“造反”、“奪權”的首選對象。其實,父親當初對他這種政府明令禁止的行為並沒有太多的干預,在那個連飯都吃不飽的年代,這也不失為一種謀生的手段,用父親當年的話說只要不危害社會,也就瞪隻眼閉隻眼了。可父親的這種寬容與大度並沒有換得他的感恩,相反他倒有些以怨報德了。

其實,那個年代想打倒誰如同兒戲,不管官職大小,資歷深淺,上到國家主席,下到生產隊的一個小小記工員,在造反派的眼裡,只要稍微有點權力的都屬“當權派”,都屬要揪出來批鬥一番的物件;不僅僅是有宿怨的,只要是看不順眼的,即使是個草民,也可以拉出來“示眾”的,更不要說像父親這樣有一點“小權”的“當權派”和那些“戴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了。

一個雪夜,“司令部”裡燈火通明,父親在這裡已經第幾次挨鬥我已經記不清了。那天,我在母親的允許下去了一次父親挨鬥的會場,只見父親站在一張農村常見的那種窄窄的長條凳上,脖子上掛著用鐵絲栓著的大黑板,黑板上父親那倒寫著的名字被紅粉筆再次打成了叉叉,就像那時候公安部門貼的佈告中被槍決的犯人名字都被打了紅叉叉一樣,只不過一個還沒有“執行”,一個已經被執行了。

父親早年患有氣管炎病,一到冬天就要犯,這是一次闌尾手術著涼落下的病根,事情也是發生在上世紀的一個冬季。

上世紀的冬天似乎比現在要冷許多,批鬥父親的會場裡沒有任何的取暖設備,穿著厚厚棉襖的我都感到一陣陣的寒意透過了後背,但脖子上掛著黑板、站立在長條凳上的父親的額頭上卻滲出了細細的汗珠,但在回答造反派的詢問時,我還是聽出了父親說話時從喉管裡發出的哮喘音。

我在早年寫的一篇《姐姐的影子》的文章裡,記敘了母親給我講的姐姐故事,但我的姐姐死得太早,隨後母親生的兩個孩子也沒能活下來。之後,父母就領養了一個和我去世的姐姐一樣大的女孩,這個女孩後來就成了我的姐姐。我後來的這個姐姐也是苦人家出身,到我們家沒幾年,就嫁給了同村的一戶人家。那天,我來到批鬥會場的時候,姐姐也在批鬥的人群裡,開始她根本就沒有在意我的到來,她在動容地聽著造反派們對父親的“控訴”,在隨著造反派們呼喊著打倒、火燒、炮轟父親的各種口號。當突然看到站在她身邊的我沒有跟著造反派呼喊口號,很不悅地問我為什麼不喊打倒父親的口號,我回敬她:“為什麼要喊?”她卻對我說:“父親現在是被打倒的‘走資派’,一定要與‘他’劃清界線。”在批鬥會現場,除了十足的火藥味,已然不見了平常的人情和親情,父親在女兒的稱謂裡已成了“他”了,人心就像這寒冷的冬季,也已經跌入了冰點。

那年的冬季特別長,下雪的時間似乎也特別長,等我沒讓姐姐說完就轉身跑到家的時候已經似個小雪人了,我把在會場看到的姐姐在批鬥父親時的情景和姐姐跟我說的一席話講給母親聽了,母親一邊聽,一邊默默地幫我拍打著身上的雪,什麼話都沒說,只是從這天開始,母親就再也不讓我去批鬥父親的現場了。儘管我那時候還小,懂不了多少分明的愛或憎,但至少知道一點父親絕不是造反派說的什麼“壞人”,更不是那種需要打上紅叉叉的“壞人”。

慢慢地父親對各種批鬥會也習以為常了,對造反派們對他的“血淚”控訴顯得很坦然。父親曾對我說過,男人的頭顱是用來頂天的。即使在被“專政”的歲月裡,父親也從來沒有向造反派們低過頭。當造反派要他低頭認罪時,父親說只認錯不認罪,因為沒有罪可以認,所以,頭是不能低的;有時造反派要拉父親去“遊街”,在戴什麼“帽子”的問題上還很“挑剔”。他對造反派說,“高帽子”是不戴的,因為鬥地主、分田地的時候,給地主老財戴的都是“高帽子”,我不是地主老財,所以,堅決不戴“高帽子”。因此,父親每次“遊街”戴的就是一頂造反派專門為父親“特製”的“官帽”,用墨汁把白紙塗成了黑色,兩邊還有翹著的“耳朵”,就像古裝戲裡的芝麻官戴的帽子,走起路來兩隻“耳朵”還一晃一晃的。

給父親平反時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改革開放階段,三起三落的鄧小平也重新回到中央的領導崗位上了,那時我也已經參軍去了山海關,但我從父親的來信裡還是讀出了一種按捺不住的喜悅心情。我在與父親的通信中,或是後來與父親相聚的日子裡,有時還會提及“文革”時期他挨鬥的那些往事,父親用的最多的也是小平同志講過的三個字——向前看。

今年的1月12日晚上,小弟給我打電話說,今天是父親的祭日。我又何曾能夠忘記!同時,也讓我想起了11年前父親去世時的一件往事。

父親亦是去世在像現在這樣一個寒冷的冬季。在我和弟弟、姐姐為父親守孝的三天時間裡,前來弔唁的人絡繹不絕,現在已是我鄰居的文革時期的“司令”第二天也來了,而且一直在幫著張羅父親的喪事,儼然成了“大總管”了。我問母親為什麼叫他來張羅這些事啊,隨即母親便告訴了我一件事:是他一直走到奔牛到我姑姑家報的喪。

報喪,是我們老家的一個習俗,即家中的老人去世了,得由兒女或親人上門把資訊通報給其他所有的親屬。就在父親去世的當天,文革時期的“司令”找到我母親,讓我母親把他權當自己的親人,並由他到奔牛我姑姑家去報喪,他說:“也算是最後為老頭子做點事。”

奔牛是原武進縣、現在常州市的一個鎮,離我老家大約有50裡的路程,聽說那天他是走著去的。我所在的鎮和奔牛鎮之間早在上世紀60年代末就已經有汽車相通了,現在的交通就更發達,而且在城裡人家還少有私家車的年代,文革時期的“司令”家裡就已經有了小汽車了,況且,那時的農村幾乎家家都通了電話,為什麼他要放棄這些便利,用一天一夜的時間選擇步行去奔牛我姑姑家呢?在他稍稍空閒的當口,我找到他並提出了我的疑問,而他的一番話至今仍然讓我的心靈感到震顫。他說:“我選擇步行100裡路去你姑姑家報喪,是想贖罪,是想救贖我在你爸爸身上所犯的罪孽。”隨即他遞給我一支煙,也給了自己一支煙,但他幾次都沒有點著,他的手在抖。在我給他點著煙的同時,也看到了我面前這個當年文革時期威風八面的“司令”、現在已是花甲老人眼裡的淚花……

文革以後的這麼多年時間裡,我們兄弟仨與姐姐還是保持著親密的往來,文革時期的“司令”不僅成了我家的鄰居,而且我們與他以及他的子女們也常有走動,似乎過去的那些往事已漸漸地淡出了記憶。其實不然,文革時期的那段經歷不僅讓當時的“受害者”刻骨銘心,也讓類似“司令”這樣的“害人者”的內心深受折磨,他採取這種勞其筋骨的極端的“贖罪”方式,有著一種常人無法體會的痛苦;就像我和姐姐在一起的時候一樣,她偶然也會提起當年的“狂熱”,但我每次都儘量回避那段歷史,就生怕觸痛姐姐仍然在飽受煎熬的心靈深處的那塊傷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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